第二章_官运桃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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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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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书记是一个言行一致的好党员和好干部,这不仅表现在工作上,也表现在对待爱情和家庭的态度上。自从和史部长结婚后,从来没有动过“脱旧换新”的歪念,对史翠娥的感情始终如一,而史部长对谢书记也是忠贞节不二,因此他们曾一次又一次被县直机关评为模范夫妻。他们的感情不仅表现在平时的夫唱妻随这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经受住了那埸被称之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的血与火的考验。当“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所谓的革命的大风暴刮遍神州大地的时侯,谢书记自然也难逃厄运,很快这被北京的南下学生和临江本地区的“造反派”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被“揪”了出来,并被送进了监狱。开始,史翠娥还被“无产阶级造反派”作为“争取、团结和改造”的对象,被送进“斗私批修学习班”。“造反派”们指望能从她的口里挖出有关谢书记的种种“罪行”,谁知史翠娥不但不站在“革命”立埸上,反而大放獗词,说什么“如果谢书记是反革命分子,那么中国就不会有真正的革命者”。史翠娥也可能是在一种极其气愤的情况下才讲出这样的话来,却完全没有想到在当时那种气侯下,会遭到那帮阶级斗争的斗士们的无限上纲上线。在造反派看来,这简直是反动透顶的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革命语言,且不说谢东山就是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就算他是一个革命者,怎么可以说他不是革命者,中国就不会有真正的革命者难道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不是真正的革命者么难道我们“最最敬爱的林副统帅”不是真正的革命者么难道以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不是真正的革命者么于是,史翠娥在经过一次又一次批斗后被“戴上”了一顶“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后,由单位的造反派送进监狱。对这种下埸,我们的史翠娥副部长并不感到意外也不感到惧怕,相反还感到庆幸,以为这样一来,就可以和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的丈夫关在一起。但她想错了,造反派们又是何等人物,为了避免她和丈夫串通一气,不但不将她和丈夫关在一起,反而将她送到与她丈夫相隔得很远很远一个劳改农埸监督劳动改造,而且一去也是六七年。当谢书记得知妻子的表现后,自然感到十分满意,庆幸自己找到了一个好伴侣。经过几年的牢狱之苦后,他们终于等到了被“解放”的这一天。当上级组织部门前来落实政策的领导当着他的面宣布那些强加在他头上一切罪名都是不实之词后,他没有当着领导的面表示感谢,而他的第一句话竟然是“老婆还是自己的好”,弄得那位领导还以为他犯了神经病呢当然,他的这句没头没脑的话后来也成了临江县的干部群众广为传诵的各种政治笑话中的经典之作。

        只有了解谢书记的历史的人才知道他的这句话出处,也才知道这是“老婆是别人的好,儿子是自己的好”的反弹。既然在他的眼里老婆的自己的好,那么儿女又是不是自己的好呢

        不,他对自己的儿女们的表现是非常不满意的。至少在他和史翠娥被“解放”之前是如此。他对自己的儿女除小儿子谢困难外,是十分厌恶的。因为他们在这埸历史性的大灾难中,一直都站在所谓的无产阶级的立埸上,不但揭发自己的父母的诸多“反革命罪行”,而且用书面形式宣布同自己的父母脱离关系,并将自己的谢姓改为毛姓,表示永生永世要跟着毛主席于革命。他们的行为,就象一把把尖刀在他们最困难的时侯插进他们的心脏,令他们悲痛难忍。直到1977年被官复原职时,他们才痛哭流涕地向他们下跪认错。自然,“爸爸”、“妈妈”叫得也很甜蜜和顺口。虽然他们也都知道儿女们的所作所为也是出于无奈,是形势所逼,但是从心灵深处仍感到不是滋味。特别是当谢书记听说别人的孩子在他们的父母在受苦受难时,仍然“站不稳立埸”,“划不清界线”,对自己的被打成“反革命”、“叛徒”、“特务”的父母关怀备至,甚至冒着生命危险为父母鸣冤叫屈,频繁奔走省城和北京之间上访申诉的种种感人肺腑的事迹后,不由喟然长叹:“他奶奶的,是不是我给孩子们的名字没有起好,要不然为什么我的孩子都象他们的名字一样,让人细想不得,一细想就让人有一种象吞服了无数斤硝盐和硫磺似的,让人直感到烧心。看来,孩子并不一定是自己的好”

        话虽然是这么说,但人毕竟是一种有感情的动物,何况当他从牢房被“解放”出来时,已是进入知命之年的老人,有道是,猫老吃崽,人老护犊,他焉能无怜子之情他曾多次在我面前提到过,他们谢家同晋代谢安、谢石、谢玄叔侄连着一根祖脉,作为这些在中国历史上显赫一时的伟大政治家和军事家的后人,他不能在教育子女问题上给先人丢脸。最为他津津乐道的是谢安在戒约子侄时所提的“子弟亦何豫人事,而正欲使其佳”的问题以及谢玄的“譬如芝兰玉树,生于庭阶耳”的回答。一次,他问我:“你作为文教局长,不知读没读过唐代诗人王勃的滕王阁序”见我点头后,他接着说,“滕王阁序里所说的谢家宝树就是指象谢玄这样的有出息的子弟,在我参加革命之前,我父亲老是不厌其烦地要我拼命读书,将来能混出个人样来,也要象谢玄老祖宗那样成为我们谢家的宝树,我虽然不是他所期待的谢家宝树,但也没有太给老祖宗丢脸,但我的这些孩子们是不是会给先人丢脸那就难说了。所以,我希望你能通过学校的老师,对我的孩子要严加管教,使他们不致给我们谢家的老祖宗太丢脸。”也许正是这种家族的传统情结,使他尽管对自己的几个子女极为不满,但仍未对他们失去希望。当他和史翠娥要被“解放”的消息传来时,他们的几个儿女担心过去的所作所为太伤父母的心,因此害怕父母不会认他们,所以便跑来找我,要我到他们的父母暂住的招待所去为他们求情,请求父母原谅。尽管我知道谢书记和史部长绝不会真的不认这些曾宣布同他们划清界线的儿女们,但为了避免他们同子女见面时太过于尴尬,我还是先去见了谢书记和史部长一面。我告诉他们,他们的儿女本来想来见他们一面,但因在运动期间做了对不住他们的事,又不好意思来见他们,所以让我来征求他们的意见,要不要让他们来。谢书记朝史部长见了一眼,然后“唉”地一声长叹,说道:“怎么办呢既然生了他们,作为我们做父母的,只能象谢玄老祖宗说的那样,既然植了树种了草,当然会希望树木和花草能茁壮成长。对于我们共产党人来说,教育子女不但是个人的私事,更是一种社会责任。只要他们不再坚持同我们划清界线,并能认识自己的错误,我们是没有理由把他们拒之门外的。”

        史部长接着说道:“老田,你去告诉这几个不争气的小东西,我们不会生他们的气,当年他们年纪还小,一是没有分辨能力,二是迫于形势的压力,不能怪他们。”

        当我将谢书记和史部长的话告诉土改和他的几个弟妹后,他们竟高兴得跳了起来,立即从外公家结队赶到县委招待所,将“爸爸”、“妈妈”叫得嘣嘣响,而且充满了甜情蜜意。而谢书记和史部长在听到这种久违的亲情的呼唤,自然也前嫌尽释,同儿女们高高兴兴地回到被退还给他们的原来的老房子,共享天伦之乐。

        后来,谢书记被安排到一座大型水利工程担指挥长兼党委书记,史部长则被安排在临江县担任人事局局长,他们的几个孩子纷纷被送进大学念书。对组织将自己的儿女送进大学的这种安排他们夫妻当然是感激的,并由此而对将来能否出一两个谢家宝树”充满了希望。照说,他们夫妻都恢复了工作,七个儿女中有六个都上了大学,应该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再也没有什么牵挂了。但是,正因为这一切都来得突然,反倒使他们对小儿子谢困难更加牵肠挂肚。

        在他们的七个子女中,谢困难不仅年龄最小,而且也只有他没有揭发他们的“反革命罪行”,更没有宣布同他们断绝关系,更无改姓毛的这种天大笑话出现。谢书记和史部长自然对他多了一份与其他孩子不一样的关爱之情。谢书记甚至说,他们谢家将来若真的有“宝树”,那么这个“宝树”就应该是谢困难。史部长倒不在乎小儿子是不是能象谢书记说的成为“谢家宝树”,她只希望能尽快见到他,儿子不管年龄是大是小,都是从娘身上掉下来的肉,跟娘牵着肠挂着肚,自从自己和老谢书记被关进监狱后,他们已经整整十个年头没有见面了,儿子现在情况到底如何,她能不关心吗自从她们夫妻双双被关进监狱后,她最为牵挂的就是小儿子谢困难。一个才五六岁小孩,失去了父母的关爱和照料,其前景堪忧呀尽管有自己的父母照顾,但父母已是六七十岁的老人,一下子要照料六七个小萝卜头,能照顾得过来吗后来听到困难被谢书记当年的一个老碉堡户带到山西省吕梁地区的一个叫小神头堡的小山村去了的消息后,她更是魂不守舍,为儿子的命运提心吊胆。一个才几岁的小孩子,在那种落后而又贫穷的地方,能健康成长吗这种对小儿子的思念对于她来说,比在劳改农埸所受到身体上的折磨更让她难以忍受。所以,当她恢复工作的第一天起,她就不断地催促谢书记要赶快想办法将小儿子从山西接回来,因为她实在受不了对困难的日思夜想的精神折磨。

        本来,史部长一接到临江县人事局长的任命通知后,就准备请假带大儿子土改到山西去将小儿子谢困难接回来。但谢书记却不同意,他对史部长说:“慌啥儿子放在吕梁山老区,既跑不了,也变不坏,等等再说吧。我们现在刚刚恢复工作,应该将全部精力放在工作上。现在是百废待新,千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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